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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后四十回续作者虽明知作者假托小说是石头所记，却没有想到曹雪芹为使石头有可能了解到小说中所写的全部情节，在结构安排上还费了这么多心机，有这么多的讲究。续作者在石头被挂到宝玉的脖上以后，显然已忘记了它还有“记者”的职务，而仅仅把它当作一件神奇的宝物。他从石上所刻“莫失莫忘”的字样，想到既已有此告诫，以后必有失玉之事，而贾宝玉与通灵玉在续作者看来，是二而一的。这在上述程高本改楔子文字，将石头与神瑛侍者合为一体时已提到过。所以，宝玉失玉，必致失魂落魄，疯疯癫癫。通灵玉上还有“除邪祟”、“疗冤疾”之类的话，所以，只要有人能送还玉，宝玉也就得以除邪疗疾了。然而，曹雪芹的构思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以通灵玉除邪疗疾来说吧，第二十五回写宝玉受镇于魇魔法时似乎有过应效；但那是经癞僧持诵，说道指迷以后才灵验的，本来并不灵验。可见，所谓“除邪祟”、“疗冤疾”，只是将来终能醒悟，跳出迷津的一种象征说法。所以在此回中畸笏叟有“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文字为恨”的感慨。类似此回中石头除邪的情节，作者是不再重复的。甲戌本有脂评说：

通灵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见，却又不灵，遇癞和尚、跛道人一点方灵应矣。写利欲之害如此。（庚辰本评语有异，作“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

续书从第九十四回到一百十五回，让宝玉失掉通灵玉达二十一回之久，而这玉既非被偷，又非遗忘在某处，它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到第一百二十回才有明确的交代：“那年荣宁查抄之前，钗黛分离之日，此玉早已离世：一为避祸，二为撮合。”（玉不离世，宝玉就不疯傻；他性情乖张，就难以使他舍弃黛玉而与宝钗“撮合”。）续作者对石头作这样的安排，确实解决了自己要写“调包计”情节的最大难题，但却给石头作记造成了极其不利的条件。原来，贾府抄家、黛玉之死、金玉良缘以及其他许多重大事情发生之时，石头都不在场，那么，它只能在世外遥测了。曹雪芹是千方百计让石头接触它所要描写的对象，而续作者却偏偏在最紧要的关头，让负有记者使命的石头开了小差，使它失去了体验生活的机会。所以我想，续书中那块没有经历过贾府重大变故的石头，是不可能写好《石头记》的。

那么，在曹雪芹的后半部佚稿中，是否就不会有失玉的情节呢？那倒不是。据脂评透露的线索，也有宝玉失掉通灵玉的情节，所不同的是，第一，通灵玉并非神秘地“离世”，它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的原因而转换了一个地方；第二，失玉并没有使宝玉变成疯傻，他的神志是清醒的，理智是正常的；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作者在既要将“真事隐去”又“不敢稍加穿凿……反失其真传者”的特殊矛盾情况下，所采用的小说结构形式的需要：石头从宝玉身边落到别人手里，小说所叙述、描写的人物、场景，也随之而转移了。要说明这一点，还得先从甄（真）与贾（假）的问题谈起。

第二章 贾假甄真与曹家旧事

有人说，《红楼梦》中的所谓“真事隐去”，其实就是文学的典型化创作方法。这话对不对呢？我想，有一半是对的。比如贾宝玉这一形象，脂砚斋等有时把他当成作者，有时又从中看到自己，有时则根本不承认实有其人，他说：“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庚辰本第十九回评）这些从典型化创造人物形象的角度去看，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红楼梦》的写法上也有不少用典型化理论所无法解说的现象。比如曹雪芹在塑造贾宝玉形象之外，又写了一个与他同名、同相貌、同性情，甚至处境都非常相似的甄宝玉。如果按一般典型化的创作规律，他们是完全应该综合成一个人的，因为，典型应该是所谓“这一个”。但《红楼梦》却偏偏写成了“这两个”，这是为什么呢？这样写，究竟有什么必要？甄宝玉在八十回中，虽通过贾雨村和甄家来京的女人之口提到过，贾宝玉也因为听到了甄家人所说的话而梦见过一位与自己同名的、一模一样的人物（第二回和第五十六回），但真人却未曾出场。那么，在曹雪芹八十回后的佚稿中，这位甄宝玉是不是也不出场呢？

续书是这样写的：甄家的仆人包勇来贾府说，甄宝玉自从一次大病中梦见自己到了一个有牌坊的庙里，见柜子里有册子，又见无数女子变成鬼怪、骷髅（这是从第五回来的），病愈后，便改邪归正，成了君子贤人，“惟有念书为事。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他也全不动心”，而且还“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第九十三回）。后来还写到他成亲、中举。看来，甄宝玉与贾宝玉的差别是一个“改了脾气了”，一个还没有改。续作者大概想说，知错能改的才是真宝玉。其实，依我们看来，续书中的贾宝玉，脾气也改得差不多了：他不是也开始用功读书，准备“博得一第”，“不枉天恩祖德”了吗？（第一百十八回）最早批评续书与甄宝玉不符作者原意的是裕瑞。他在《枣窗闲笔》中说：

观前五十六回中，写甄家来京四个女人见贾母，言甄宝玉情性并其家事，隐约异同，是一是二，令人真假难分，斯为妙文。后宝玉对镜作梦云云，明言真甄假贾，仿佛镜中现影者。讵意伪续四十回家，不解其旨，呆呆造出甄、贾两玉，相貌相同情性各异，且与李绮结婚，则同贾府俨成二家，嚼蜡无味，将雪芹含蓄双关极妙之意荼毒尽矣。吁！雪芹用意，岂惟至五十六回而始发哉？其于第二回贾雨村与冷子兴言，其在金陵甄家处馆时，见甄宝玉受责呼姐妹止痛，及惟怜爱女儿情性等语，已先为贾宝玉写照矣。伪续之徒，岂得梦见！

裕瑞批评续作者不解曹雪芹用意，写甄宝玉笔墨大杀风景，是很有艺术鉴赏眼力的。但他自己对曹雪芹写甄宝玉的用意也只看出了一半，那就是“真甄假贾，仿佛镜中现影者”。可是，作者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要取得“含蓄双关”或“先为贾宝玉写照”的艺术效果吗？我想不是的，冷子兴在演说荣国府时，已把贾宝玉“怜爱女儿情性等语”先向贾雨村介绍了一番，这不是“先为贾宝玉写照”吗？何必非待雨村说出甄宝玉才算是写照呢？至于“真甄假贾”的“含蓄双关”其用意何在，正是需要加以揭示的。比如后四十回续书以能改邪归正者为真（甄）宝，有毛病不改者为假（贾）宝，这也是一种用意。曹雪芹的用意当不是如此吧！

《红楼梦》中以“甄贾”谐“真假”，是作者在全局构思中为解决既要“追踪蹑迹”地“实录”真事，又因有所避忌而必须将“真事隐去”这一矛盾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法。真事，当然主要是指曹家“离合悲欢，兴衰遭遇”的实事。“隐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实录才是目的。为此，作者就得用各种办法将生活原貌加以变形（不仅仅是一般文艺作品提炼生活素材，使之典型化所需要的变形），使读者一眼看去扑朔迷离，真假难分，认不出它的原貌来。但作者又不愿使人终于“认不出”，所以又要留下一些可以从中窥见真事的隙缝，让人有蛛丝马迹可寻，这就像作者遵长辈亲友之命，隐去初稿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情节而将秦氏改写为病死，却又在薄命司的册子中故意留下她悬梁自尽的图画和判词一样（这并非曹雪芹改写中的疏忽）。

曹雪芹是将自己曹家的真事分拆作金陵甄府和都中贾府两处来写的。曹家破败之前，地位是煊赫的，真事多为同时人所知。所以在前八十回中，用变形的办法，大写贾府之事，以所谓假象幻相示人。当然，假中有真。通过人物对话偶尔提到的，仿佛是贾府的影子的甄府，其作用就是在大关节处透露这种真事的信息。但真中也有假。如果第一回回目如甲戌本《凡例》第五条（即他本开卷第一段）所揭示的，作者意在隐寓此书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的话，那么，第二回既写冷子兴说贾府，又写贾雨村说甄府，作者的用意，则是让读者从两府的隐约异同中，领悟到甄与贾，原非俨然二家。为此，作者才写“这甄府和贾府就是老亲，又系世交，两家来往极其亲热的”，甄家不但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宝玉，而且“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无奈竟不能改”；还有一个“溺爱不明”的祖母，居然也常常“因孙辱师责子”等等。这固然可以说是用甄府为贾府写照，但也未始不可反过来说，写贾府是为了写甄府，如果从“假贾真甄”去理解的话。脂砚斋等人批“甄家”时就是说：“又一个真正之家，持与假家遥对，故写假则知真。”总之，是暗示甄与贾所写是同一个对象曹家。所以列举金陵“大族名宦之家”的“护官符”上，有了贾家，就不列甄家，甄已被包括在“贾不假（不假即真也）”之中了。

贾府在都中，甄府在金陵。以盛时的曹家说，都中是假，是“变形”；金陵是真，只暗点。称贾府门第为“宁、荣二公之后”，既有“变形”，不妨说是假，但不太令人注目处，却又用真。写冷子兴说到“皇上因恤先臣……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时，脂评就指出：“嫡真实事，非妄拟也。”我们知道，曹寅死后，康熙甚怜恤曹家，曹除承父职掌江宁织造外，又“蒙天恩加授主事职衔”（《江宁织造曹奏谢继承父职折》）。后来，曹也承此职。这些被写在贾政身上了。但如曹寅所任通政使、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督江宁织造显职，是不能在写贾府中明言的。于是就借甄家来透露其真，说甄家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摄通政使、出为监察御史和掌织造关防，都是“钦差”；“体仁”，即所谓“仰体皇仁”，是对皇帝常用的感恩颂圣的话；曹家祖孙三代四人，蒙康熙特加恩私，任江宁织造半个多世纪，所以虚构此衔。脂评说：“此衔无考，亦因寓怀而设，置而勿论。”显然是明知而不肯道破。可见，说真时，也要用点假。

康熙南巡，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曾四次接驾。其中康熙四十四年的一次南巡，曹寅除在南京接驾外，又以巡盐御史身份赶到扬州接驾，在苏州还得到御赐手书对联等礼物。康熙因曹寅预备行宫勤劳诚敬，命授以通政使之衔。如此种种是曹家门中引为极大荣耀的盛事，虽后生小辈如凤姐所说未早生二三十年，不及亲见大世面，也早听长辈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所以，在小说中不写昔日繁华盛况则已，要写则非得写南巡接驾不可。但这样的盛事又不能明写，否则《红楼梦》一抄传，作者圈子外的人也都知道小说是写曹寅家的事了。因此，就构思了元妃省亲、建造大观园等经过变形的人物、地点、事件、情节来曲折地加以反映。这就是脂评向我们揭示的作者意图：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甲戌本第十六回总批）

康熙南巡，豪华奢靡，在作为行宫的江宁织造府署中进宴演戏，君臣赋诗，分赐礼物等等，史料记载甚多（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在小说中，无非是变成了贾府内的家宴演戏，元春姊妹间的赋诗馈礼而已。所以那些分咏大观园的诗，虽出诸闺阁，却一律都是应制诗。而君臣间的尊卑礼数，森严等级，也通过描写贾政父女之间颠倒可笑的关系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曹雪芹还惟恐这样隐去真事的变形写法，或许会最终导致真事湮没无考，所以又特地从省亲一事引出妇人家闲谈大世面的话，从中泄漏一点天机。这样，就有赵嬷嬷说“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一段文字。她说：“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如上所述，康熙四十四年春夏间的那一次南巡，曹寅确曾前往苏、扬接驾，而且就在三个月前，他上过奏折说：“臣同李煦已造江船及内河船只，预备年内竣工。”可见，“监造海舫”云云，亦非无本。但这些当年的详情，局外人或不至于都记得起、想得到，所以不妨说出是贾府。唯有名声最大的在江宁四次接驾事，作者不敢直接与小说主要描写的贾府连在一起，于是又归之于贾府的“影子”甄府，说：

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庚辰本第十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