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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不要质疑男人（第2页）

在舞台剧《煤气灯》中，杰克·曼宁厄姆似乎一心想要把他的妻子贝拉逼疯。他这么做的初始动机直到剧中第二幕才被明显揭示出来，但重要的是，他的行为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目了然的，给该剧增添了一种压抑、恐惧、令人窒息的气氛。第一幕生动地描写了家庭生活中的恐怖氛围。曼宁厄姆先生经常会让妻子措手不及，打击她的自信心—在仆人面前羞辱她，不停地纠正她的错误，甚至指责她不该因为他说的话而感到焦虑，认为她的焦虑纯属莫名其妙，毫无根据。（曼宁厄姆先生：“贝拉，你为什么要这么担心？我并不是要责备你。”曼宁厄姆夫人：［紧张地……］“不不不，亲爱的，我知道你不是要责备我。”14不一会儿，他又继续责备—事实上是呵斥她。）

在长期极为残酷的一系列操纵行为中，曼宁厄姆先生经常藏匿家中的东西，然后责怪她弄丢了，通过这种做法，他让他的妻子相信她失去了理智，失去了理性能力。他不仅仅是让她为所发生事情的后果承担责任，还让她承担道德上的重担：他把她描绘成一个招惹是非、充满恶意的人，而且还糊里糊涂的，有妄想症（他还痛心疾首地指责她故意伤害他们的宠物狗，把她描绘成一个残忍无情、有暴力倾向的人）。这一大堆的指责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贝拉·曼宁厄姆多次试图向她的丈夫指出，如果她真是糊里糊涂的，有妄想症，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就应该善待她，努力帮助她，而不是朝她发火。15但曼宁厄姆先生忽视了这一点，他也忽视了妻子为了得到他的善待而做的努力。她真的是无能为力，在家里完全受制于丈夫。在家庭之外，她一无是处，因为她的丈夫刻意把她与她的亲朋好友隔离开来。16因此，她别无选择，只能听命于他—即便如此，也无法平息他的火爆脾气。

曼宁厄姆先生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剥夺了贝拉自己陈述最基本的事实的权利感—他的这种可识别的虐待模式具有毁灭性，后来被称为“煤气灯效应”。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虐待模式？原因在下文中很快就会谈到。在第一幕结束时，剧情可能略微让人失望，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出现了，一个侦探来看望她，最后告诉了她一个可以让她重获自由的真相，但非常可怕：她的丈夫其实是歹毒的悉尼·鲍尔，为了盗窃红宝石，杀了原来住在这栋房子里的爱丽丝·巴洛。15年前，他割断了爱丽丝的喉咙，让她永远不能说话。后来，他说服贝拉用她继承的钱买下这栋房子。侦探拉夫告诉贝拉这个真相时说，他怀疑鲍尔可能一直没有找到红宝石。也许鲍尔还在房子的顶楼寻找那些红宝石？那个顶楼一直门锁紧闭，她和仆人都进不去。贝拉意识到，他也许真的还在找那些红宝石：

曼宁厄姆太太：这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在上面走路—［朝上看］就在那里—晚上，我丈夫出门的时候—我在卧室里听到声音，但我太害怕了，不敢上去—

拉夫：你告诉过你丈夫这些吗？

曼宁厄姆太太：没有，我不敢说。他会发火。他说我在胡思乱想—

拉夫：你难道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上面走路的有可能是你丈夫？

曼宁厄姆太太：我想到过—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我想自己一定是疯了。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拉夫：曼宁厄姆太太，还是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吧。

曼宁厄姆太太：是真的，是真的！我知道，我知道！17

贝拉·曼宁厄姆在内心深处确实知道她丈夫偷偷摸摸地在楼上。她继续向侦探解释了自己的感觉：每天晚上，他表面上离开家，十分钟后（事实上，他会马上通过天窗偷偷地回到他们的阁楼上），煤气灯的光线会变弱。在他从前门进来的十分钟前，煤气灯又会恢复到原来明亮的状态。这意味着屋子里的某个地方肯定有另一盏灯被点燃，然后又熄灭了—因为在另一盏灯点亮时，会抽走一部分煤气，原来的灯就会变暗。但贝拉·曼宁厄姆被迫否认她知道的事情，连在自己心里也不敢怀疑。她丈夫彻底控制了她的认知，让她不敢怀疑他的行动，更不要说是怀疑他的动机了。他要维护自己的支配权，主宰她的现实条件，他的这种认知权利感如此强烈，以至她会因为自己对她那卑鄙无耻、撒谎成性的丈夫产生一点点怀疑而感到内疚。从戏一开始，像下面这样的对话就显示了她根本没有权利去怀疑他的想法是否正确，他的行为是否仁慈。在第一幕中，她满怀希望地壮着胆子说：

曼宁厄姆太太：哦，亲爱的杰克，你最近对我好多了。你是不是开始明白我的想法了？

曼宁厄姆先生：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对你不好过，我对你不好吗，贝拉？

曼宁厄姆太太：哦，亲爱的杰克。没有不好，你没有对我不好。18

在整个剧中，她显然不可以质疑他的善意：这是一种特殊的残酷折磨。

因此，“煤气灯效应”除了认知维度外，还可能有一个独特的道德维度：通过各种方法，受害者可能会被有效地禁止对“煤气灯人”(3)的事件版本、他的叙述或他的观点提出质疑。19如果质疑他的权威，挑战他的知识，或者在某些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那么，她就会在他们的关系中犯下滔天大罪。20正如哲学家凯特·艾布拉姆森在她关于“煤气灯效应”的开创性作品中所论述的那样，“无视或否定证据的人与‘煤气灯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连质疑的可能性都不能容忍”。21

严重程度与上述虚构的“煤气灯效应”故事不相上下的真实案件并不罕见。这些案例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煤气灯效应在家庭及亲密关系中是常见的现象。以凯尔·斯蒂芬斯为例，她是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众多受到队医拉里·纳萨尔(4)性侵的女孩之一。她曾被迫向他道歉，因为她向自己的父母举报他有性侵行为，玷污了他的名声。是谁逼她道歉？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他们不仅不相信她（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够糟糕了），还因为她站出来举报而惩罚她，认为她冤枉了那个好心的队医—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完全无可指责。而且，像许多这类“煤气灯效应”的受害者一样，斯蒂芬斯后来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我开始觉得自己被洗脑了。”在2018年1月审判拉里·纳萨尔的法庭上做证时，她说：“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指控过他，我觉得自己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控，开始怀疑那些性侵行为是否真的发生过。”她会在脑子里把那些对她造成伤害的事情一遍遍地重播，努力重新找回对真相的把握—这样她才会记得自己没有说谎。22

最近热播的播客《卑鄙约翰》（Dirty John）对另一个真实的“煤气灯效应”案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约翰的受害者黛布拉·纽厄尔是一个年近60岁的离婚女人，在结束一段恋情后开始相亲。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名叫约翰·米汉的男子，对他一见倾心。他细心、浪漫，而且她相信他是个薪水丰厚的麻醉师。在两人同居并结婚后，黛布拉发现新婚丈夫的经历几乎全是捏造的（她的孩子们早就怀疑了）。23他并不是自称的麻醉师，甚至根本不是医生，而只是一个麻醉护士—并且早已不是了，他因为偷病人的止痛药而被吊销了执照（有些病人当时还在手术台上，因为止痛药被偷走而疼痛不止）。黛布拉和约翰第一次见面时，他刚服完盗窃药品罪的刑期—她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他长期对处方止痛药上瘾，而且和好几个女性都有过关系破裂的历史，包括之前的婚姻，她们都针对他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他是一个骗子，而且还不只是个骗子。许多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的出现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在其外表之下隐藏着暴力威胁。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他这个“卑鄙约翰”的绰号是怎么来的：

约翰会在交友网站上和女性搭讪，他经常用的网站是match.com或Plenty of Fish(5)。在约会时，他会穿着医用手术服，假装是个医生。他会诱使女人给他发私密照，然后再用这些照片来勒索她们。他把照片寄给她们的家人，寄到她们孩子的学校里。加州尔湾市的一个女性告诉我，他下载了她放在match.com上的照片并粘贴在纸上，然后在她所住的小区到处散发，骂她是荡妇，说她破坏别人的家庭。法官给她批准了五年的人身保护令，不让他靠近她。他为了报复，也要求针对她发出人身保护令。住在洛杉矶波特牧场的一名女性告诉警察，他给她写了一封匿名信，暗示他在她不省人事的时候强奸了她，而且还拍了照片。他写道：“我向你保证，你将成为我未来几年的大项目。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我要想尽办法毁掉你的生活。谢谢你的照片。”24

一位资深警察这样描写约翰：“他是我见过的最狡猾的人……最狡猾、最危险、最有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