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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的身体我做主（第3页）

要继续详述那些反堕胎支持者的虚伪性，同时又让人们看到他们可能提出的论辩站不住脚，并非难事。（例如，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一个人可以始终支持死刑，但同时仍然会反对堕胎，因为堕胎涉及的是无辜的生命。在理论上，这也许没问题，但在实际情况中，这种辩解十分苍白，因为错误定罪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对美国黑人而言。） 在很多方面，根本没必要多说：反堕胎活动家的话越来越暴露了他们的想法。体外受精的做法是选择最强壮的胚胎植入子宫，丢弃其他剩余的胚胎。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克莱德·钱布利斯，在解释为什么号称保护受精卵、胚胎和胎儿的法案不会影响试管受精的合法性时说：“实验室里的卵子不能算，它不是在女人身体里，她没有怀孕。”33 这种评论真是太厚颜无耻了，赤裸裸地表达了反堕胎运动的真正逻辑：他们不是为了保护生命，而是为了控制女性，为了强化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期望，那就是，女人要为指定的男人“提供”孩子。34

这并不是说，女人因此被视为次等人类生物、非人类动物，甚至仅仅是容器。35在观念上，女人的人性对生养孩子这件事而言实在是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还是在其他事上，她给男人的东西应该都是一种特定的人的服务。她不仅仅应该生这个孩子，就像《使女的故事》(4)中一样，只是完成繁殖任务；生了孩子之后，她还要忘我地照顾孩子（要比男人应该做的多得多）。但是，即使她的人性没有疑问，这种人性也应该用在别人身上。她的定位不是一个作为人的个体，而是一个作为人的提供者—提供生育，提供情感劳动，提供物质支持，提供性满足，只要是她的男性伴侣想要这些。而他，也相应地被视为有权利从她那里得到这些商品，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样，他也被视为有权放弃这些商品。对于许多有权有势的共和党男人来说，他们反对堕胎也有例外情况，尤其是当所谓的情妇怀了他们不想要的孩子时。36

因此，我们可以将反堕胎运动理解为众多厌女的强制执行机制中的一种，其存在正是为了强迫女人提供照顾。女人必须承担“3A战略”所暗示和强调的为人母的角色。一旦怀孕，她的饮食习惯就要遵守严格的文化监管—虽然有证据证明，偶尔饮酒并不一定有害。37在考虑分娩方式时，所谓的“自然”分娩（即阴道分娩，不使用药物）会被奉为最佳选择，而事实上，无论是对孕妇还是对婴儿来说，自然分娩的好处都被夸大了。38 她一旦生下孩子，不仅应该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还必须采用某种特定的方式。例如，在那些可以用纯净水制作配方奶来代替母乳的情况下，母乳喂养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它的好处(5)。39 无论人们认为母乳喂养对婴儿有多少好处，都应该冷静地权衡一下，这会给许多努力要做到母乳喂养的母亲带来多少痛苦和辛劳，让她们失去多少自由。40（当然，难上加难的是，她不能在公共场合喂奶，免得她那不合规矩的身体让别人感到恶心和羞耻。）

一朝为母，终生为母—她对身边人的情感、物质和精神需求要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远远不止照顾自己孩子的任务。她也是其他人的母亲：提供帮助和抚慰，养育他们，爱护他们，关注他们。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她很少有权利为自己争取这些精神帮助。同时，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如果她与男性伴侣一起养育子女，那么他在共同照顾孩子时承受的压力相对要小得多。

考虑到母亲责任的长期性，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在女性怀孕后越来越早地敦促她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母亲；我们也不难预测，如果她想逃避这个角色，或者提前进入这个角色，会有什么下场：她会被看成一个坏女人。她会成为厌女症的受害者，受到威胁和惩罚，人格遭到诋毁。通过把一小簇尚在发育中的人体细胞想象成一个完全成熟的人—用现在一个越来越流行的法律术语来说，就是“自然人”—她在早得不能再早的阶段就被变成了一位母亲。而一旦涉及这个名义上已经完全成熟的人，终止妊娠就变成了杀人，变成了谋杀—那个怀孕的人就变成了杀人犯。对于相信这一点的人—比如《国家评论》记者凯文·威廉森—来说，那些堕胎的人甚至应该被判处死刑。正如威廉森最近在一个播客节目中所说的那样：

我完全赞同像对待其他犯罪一样对待［堕胎］，采取包括绞刑在内的惩罚—正如我所说的，总的来说，我对执行死刑有点于心不忍，但我觉得应该把绞刑作为一种死刑方式。我认为注射死刑那样的做法太缺乏想象力了。

对此，博客作者查尔斯·约翰逊在推特上的回应可谓一语中的：“你不只是想让这些女人死，你还想折磨她们。”41

许多女性，尤其是白人女性，已经把这套道德准则内化了：她们会因为堕胎而认为自己是坏女人。她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现在也不难理解了。对于那些因遵守女性道德规范而获益良多的女性来说，在我们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价值观面前，采取这种立场对她们会有特别的好处。看看那些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所拥有的显赫地位—光在这一章里，我们就提到了凯·艾维、珍妮特·波特、格奥尔基·布尔曼和菲莉丝·施拉夫利。研究表明，这些女性并非少数另类，在一些州，白人女性甚至可能比白人男性更加反对堕胎。42

当然，即使这些女性的观点是意料之中的，也不能免除她们在反堕胎运动中的道德罪责。因为当怀孕受到监管时，为此付出代价的主要是贫穷的非白人女性—而且不仅是在获得堕胎机会方面。一项对所谓的 “生殖压迫”现象（即通过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手段限制孕妇人身自由）的研究，调查了从1973年至2005年间的四百多个案例。在国家的支持下，孕妇被逮捕、监禁、加刑；她们被扣留在医院、精神病院和其他医疗场所；她们受到强制性医疗干预，包括手术—例如，在她们想尝试阴道分娩时接受剖宫产。43这些措施大多是为了应对这些孕妇可能对胎儿造成的所谓的威胁。其他厌女的社会控制手段，情况也一样，有些女性被认为比其他女性更具威胁性。研究人员林恩·M.帕尔特洛和珍妮·弗莱文发现：

在我们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女性，不分种族，经济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有71%的人因为贫穷请不起辩护律师。在368名可以获得种族信息的女性中，59%是有色人种女性，包括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原住民，以及亚洲/太平洋群岛裔；其中52%是非裔美国人。非裔美国女性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比特别高，特别是在南部……近四分之三的案件是起诉来自南部的非裔美国女性，相比之下，只有一半案件涉及白人女性。44

瑞吉娜·麦肯奈特的案子就属于这种情况。她是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非裔美国黑人女性，在21岁的时候，意外遭遇了死胎—后来有证据显示是因为感染，但州法院把死胎归咎于麦肯奈特服用可卡因。陪审团只花了15分钟讨论就宣判她犯了杀人罪，判处麦肯奈特12年徒刑。她的指控在2008年被撤销—

但那时她已经坐了整整八年牢。45

控制孕妇身体只是对女性的身体进行管理、监督和日益严格（过度）控制的众多方式之一。一个特别有趣但也是经常被忽略的类似情况是，反跨性别运动及其对跨性别女性身体的监管，包括法律手段的监管。以“厕所法案”为例，该法案提出，要根据一个人出生时的性别来限制其使用公共厕所、更衣室和其他传统上根据性别隔离的设施。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美国已经有16个州审议了此类性质的法案。北卡罗来纳州在2017年通过了一项此类法案，但后来被联邦法院驳回。46 这种立法会迫使跨性别者使用与自己的性别身份不符的公共厕所，使他们遭受潜在的社会羞辱，增加受到人身攻击的风险，还会导致性别焦虑。最近一项对大约两万八千名跨性别者所做的调查显示，即使是对使用公共厕所进行例行的非法律手段的监管，也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近6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都至少有过一次避免使用公共厕所的经历，原因是担心被攻击或质问。这个结果一点不意外。47

与反堕胎立法一样，要想通过厕所法案，就要先塑造一个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的群体形象。在堕胎的案例中，这个人是一个无情的顺性别女性，一心要杀死她“未出生的孩子”；在厕所法案的案例中，这个人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跨性别女性—或者说，是一个为了能使用厕所而装扮成跨性别女性的顺性别男性。与反堕胎立法一样，要想通过厕所法案，还要塑造一个名义上的受害者。在堕胎的案例中，这个受害者是一个脆弱得令人心痛的胎儿，它有可能会长大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在厕所法案的案例中，受害者是一个可能会被袭击的顺性别女性。一些人早就蠢蠢欲动，想要监管所谓的道德败坏者，这些名义上的受害者正好成为前者满足了这种欲望后可以为其所用的借口。48

现实中，在公共厕所里袭击过别人的跨性别女性，或自称是跨性别女性的顺性别男性，数量非常少。最近的研究显示，自2004年以来，这样的犯罪报告在美国每年大约只有一次。与此同时，不屑于装扮成跨性别女性的顺性别男性在公共厕所里袭击女性的案例倒是不断增多：同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这种情况发生了150余次。49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从某些渠道听到那么多有关跨性别女性（或者，自称是跨性别女性的顺性别男性）的假想威胁，而肆无忌惮的顺性别男性对全体女性构成的真正威胁，我们却知之甚少？答案当然是“恐跨症”（transphobia）—特别是针对跨性别女性的“厌跨女症”，当厌女症和恐跨症交叉在一起时，会变得格外危险而有害。50

咬定跨性别女性或假装成女人的男人具有侵害性，这种想法并非偶然。把这两类人用一个“或”字分开，会掩盖一个事实，即那些顽固的恐跨症者，往往将这两类人视为同一类人。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跨性别女性的暴力就更可能发生，而且更为常见。

哲学家塔利娅·梅·贝特彻在一系列重要的文章中指出，把性别作为生殖器的代码，以及以顺应自然和合乎道德的名义坚持将性别和生殖器“统一”，这两种想法在恐跨症顽固分子中最为普遍。她写道，在一个把顺性别作为性别标准的社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