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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3页）

拙文属稿既就，友人对我说：“《红楼梦学刊》有谈‘石头’为小说之叙述者的文章，你见过吗？”经翻检，知是香港马力先生《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一文，载于《学刊》1980年第三辑。马力先生大作甚为精湛。其中如论及“石头、宝玉、作者是既可分又不可分的”关系时说：

其可分是因为宝玉是《红楼梦》故事中人，担任这个故事的叙述者角色的是石头，叙述者又不同于它背后的作者。其不可分则是因为那块顽石幻化为通灵玉，它是贾宝玉的身上物；宝玉的所见所闻，甚至所思所欲，石头都能感同身受地记录下来；而在宝玉身上，又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和理想。这就会使读者觉得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笔者认为，胡适所犯的错误，是因为他只注意到其不可分的一面，因此他得出了石头=贾宝玉=作者（曹雪芹）的结论，提出了自传说。戴不凡呢，则是只注意到其可分，但又分错了。

此说所见极是。如此类者尚多，有文章可读，兹不烦引。

该文亦有与拙文所言不尽相同之处。如谓“作者尝试了将作者（写书的人）和叙述者（讲故事的人）分开的写法。……这样一来，直接讲‘《红楼梦》故事’的，便不是作者，而是另外一个人‘石头’了，作者所讲的，不过是‘石头的故事’而已”。拙见则以为作者并未承认自己是作者（写书的人），他只扮演“披阅增删”的角色（这一点被脂评揭穿了，说他用笔“狡猾之甚”）；他假托作者是石头，因而小说以石头的立场、口吻来叙述故事，实在未曾将作者与叙述者分开。至于脂评中有时把“作者”与“石头”分别开来，那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而“石头”只不过是一个虚拟的“作者”。

又该文论“石头”作为整个故事的观察者的叙述原则时说：“如果石头失去了观察故事的机会，记录就得中断。”并以通灵玉被袭人用手帕包好，塞在褥下（第八回）和被凤姐拿去，塞在自己枕边（第十五回）为例，说明在类似情况下，石头已“失去观察故事发展的机会”。拙见则以为作者在应用这一叙述原则时，有更大的自由。因为我们不应忘记石头是“通灵”的，它的视听等感觉能力都超过了常人，所以它仍可以叙述宝玉（石头是伴随着他的）并不直接在现场的许多事。比如凤姐捉弄贾瑞，使他一夜到天亮吃足苦头，其时，宝玉必不会不去睡觉，则袭人也照例要将通灵玉包好，塞在褥下，以免次日冰了宝玉的脖子。但石头照样可以叙述得头头是道。如果以为石头被塞在褥下枕边，真的就对宝玉如何向秦钟“算账”“看不真切”，我想，脂评也就不至于说这样写是“似自相矛盾”的了；正因为作者一直都描写石头能通灵，能闻见常人所不曾闻见的事情，而现在却忽然故意说“未见真切”，这才可以说“似自相矛盾”。石既通灵，小说能剖析、描写宝黛的内心活动（贾瑞正照风月鉴时所产生的幻觉、秦可卿托梦于凤姐等等也是），以及许多暗中发生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毋需认为“除了‘作者观察’这个基本的观点之外，《红楼梦》里有许多细节的描写，则是加入了‘作者全知’观点作为辅助的”。因为在曹雪芹的构思中，石头的观察本不同于一般的“作者观察”，在一定范围之内，它的“观察”本身就能达到“全知”，就像《聊斋》之类小说中所描写的，你刚一转念，鬼狐就知道了。这种借性能通灵的观察者具有某种全知能力，因而可以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叙述方式结合起来的描写法，是曹雪芹所独创的，同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并非是所谓“观点转换”（Shiftingofpointofview），恐怕同西欧小说中“作者往往混合使用了许多不同的叙事观点”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此外，该文还以为“石头以第一人称直接介入叙述”的一些插话，“严格说起来都是败笔，破坏了叙述的流畅”，脂评中所说“甄宝玉送玉”，“可能是指这块玉由甄宝玉把它送回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等等，亦与拙文所述不同。这些问题都是见仁见智，很难有统一看法，正不妨各抒所见。因读马力先生大作而知道海外尚有赵冈、陈钟毅先生、黄锦明先生等红学专家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也是令人高兴的事。

又日本东京大学伊藤漱平教授前不久寄赠所著红学大作多种，其中《〈红楼梦〉中甄（真）、贾（假）问题》一文（见《中哲文学会报》第四号）与拙文后一节涉及的方面差近，而伊藤教授大作至为精深宏博。

笔者尚未写完的《论红楼梦佚稿》一书中，原拟写“论甄宝玉”一章。去年夏天，参加首届全国红学讨论会自哈尔滨回杭经沪，曾晤徐恭时先生，谈及这个题目。我把曹雪芹佚稿中必有借石头易主而写甄宝玉及江南甄府的情节的看法告诉徐先生，徐先生以为然，极力怂恿我写成文章。当时，因猬务丛集，未能如愿。时隔一年，值1981年红学讨论会即将在济南举行之际，匆匆草就此稿。实不暇再检读海外诸红学家之著述，多方采纳高见以补拙文之不足也。

第三章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之特色

一、文体齐备，丰富多彩

我国人民引以为荣的伟大文学家曹雪芹，除了有一部不幸成为残稿、由后人续补而成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传世以外，几乎什么别的文字都没有保存下来。然而，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多才多艺。小说家要把复杂的生活现象成功地描绘下来，组成广阔的时代画卷，这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在这一点上，曹雪芹的才能是非凡的。他能文会诗，工曲善画，博识多见，杂学旁收，三教九流，无所不晓。

自唐传奇始，“文备众体”虽已成为我国小说体裁的一个特点，但毕竟多数情况都是在故事情节需要渲染铺张，或表示感慨咏叹之处，加几首诗词或一段赞赋骈文以增效果。所谓“众体”，实在也有限得很。《红楼梦》则不然。除小说的主体文字本身也兼收了“众体”之所长外，其他如诗、词、曲、歌、谣、谚、赞、诔、偈语、辞赋、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应有尽有。以诗而论，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骚体，有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即事诗、即景诗、谜语诗、打油诗，有限题的、限韵的、限诗体的、同题分咏的、分题合咏的，有应制体、联句体、拟古体，有拟初唐《春江花月夜》之格的，有仿中晚唐《长恨歌》、《击瓯歌》之体的，有师楚人《离骚》、《招魂》等作而大胆创新的……五花八门，丰富多彩。这是真正的“文备众体”，是其他小说中所未曾见的。

二、借题发挥，伤时骂世

《红楼梦》当然不像它开头就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毫不干涉时世”、“大旨谈情”的书，它只不过把“伤时骂世之旨”作了一番遮盖掩饰罢了。诗词曲赋中有时比较可以说些小说主体描述文字中所不便直接说的话，在借题发挥、微词讥贬上，有时也容易些。比如薛宝钗所讽和的《螃蟹咏》，其中有一联说：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