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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3页）

前人写书序与今天出版书写“前言”或“出版说明”往往面面俱到不同，一般都很简短，集中地只谈书本身的价值、影响。如果书只有半部，那自然要交代；或者以往只有半部，现在忽成“全璧”，那当然更会作为主要内容来谈。至于评点，若非专刻（抄）某家的，又说不清究竟是以前推评的，即使编入了，也肯定不会谈到（当然，这里也还有对评语价值的认识问题）；要提到也不在序中说，如甲辰本只在第十九回的总评中说到“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今删去……”，程乙本只在“引言”中说到（与“序”性质不同，都谈具体问题）“但创始印刷，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因而序中未说到批语事，根本不能证明就是白文本。相反的，从甲辰本总评、程乙本引言所述看，倒可推知以前的抄本多数是带有评语的，而不是白文本。

乾嘉学风与现代新观念

乾嘉重考证之学，但学人文士们也不是什么都考，对待经史子集、名物制度与对待稗官野史、适趣闲文的态度截然不同。小说本来就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轻视，何况《红楼梦》又属多次被朝廷诏令列入应予禁毁的“淫书”，这是应该想到的。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历来野史总是只写古人、死人或别人的事，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家庭兴衰遭际、悲欢离合和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作为素材来编故事、写小说的。（《红楼梦》在我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也在于此。当然，还有他坚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理想）所以，作者的思想、经历、家世等等是从来不在考据范围之内的。《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哪一部小说不是作者弄不清的？或者有哪一部小说的作者是被乾嘉学者认真考据过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上作者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与关云长、李逵、孙悟空、西门庆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些人物原型，绝不会是作者自己或他家里的人。以为只要关涉到作者及其家事情况的话，都会被看成重要材料，都不会被“弃置不顾”，这是把“五四”以后才有的新观念，甚至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思想加到乾嘉时代的人的头上去了。乾嘉学风对红学不是没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大。只是因为时代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局限，使他们想不到小说还能写自己，曹雪芹竟敢暴露自己家庭的种种丑闻（虽则都是变了形的、以假存真的），总以为是写别人的事，因怕得罪人，故将真事隐去。这样，他们一开始就落入了“迷津”，于是以为写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爱情故事、纳兰明珠家事、金陵张侯家事、和家事、傅恒家事、宫闱秘事等主张纷纷提出，不一而足。在这方面他们还真引了不少史料，作过一番站不住脚的考据。“五四”前后，西方文化迅速传入，小说观念、创作观念都革新很快，对《红楼梦》的理解，才得步入正路和加深。乾嘉学风的积极面也因此而才得在红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于是有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一批学者考证《红楼梦》的可喜成果。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欧阳健的想象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为清代会有人去冒充“与雪芹同时人”而宣称“事皆目击”，不管是不是所谓假托脂砚的刘铨福。不，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没有人相信书中所写是作者自家事，根本不存在想证明这种关系的需要，造出来又能吸引谁呢？程伟元说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是指大家迫切需要读到这部写得妙极因而可卖大价钱的奇书，但并不关心作者是谁，所以“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红楼梦序》），连程伟元自己也不清楚。由于书只有八十回，大家非常想知道八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所以有清一代，凡伪托原著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续书，手法也笨拙得可笑，如书前加“雪芹母札”或干脆叫《林黛玉日记》之类，而绝没有另造前八十回文字或伪托知情者加批语把书中所述与作者经历、家世联系起来的事，因为红学中这种看法还没有形成。孙小峰读甲戌本，并没有不信其为“真本”，也没有怀疑刘铨福所说的“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这些都是可以从脂评中知道的）的话，却熟视无睹，并不觉得它特别重要，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他头脑里装着的还是纳兰家事。二、文字问题

文字是判别版本早迟及其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但判别工作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尺度去衡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对《红楼梦》这样传抄过程十分错综复杂的本子来说，尤其是如此。比如某句话、某个字A本是对的，B本是错的，它们间的早迟可能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原来是对的，后来再抄时抄错了，则A本早，B本迟；二、原来是抄错的，后来再抄时发现了，改正了，则A本迟，B本早。所以判别其早迟，得分析具体情况，视其可能性之大小。再就原来对的、后来抄错这一情况来说，反映在版本上仍可能出现非单一现象。比如有A、B、C三种本子，各代表着抄本时间的早、中、晚，那么它们的情况不但可以是A对、B对、C错，或A对、B错、C错，也可以是A对、B错、C对。为什么会有最后一种情况呢？因为传抄并非单线相承的，即并非A被B抄，B被C抄；可能B、C都抄自A，早抄的抄错了，迟抄的反没有抄错。这只是大大简化了的道理，实际情况远比它要错综复杂得多。比如，一、较早的底本原不止一种；二、一种底本被不同对象借抄或多种水平不一的转抄本；三、一种抄本用几种早迟不同、水平不一的底本抄配而成，或互参几种底本抄成等等。总之，判别版本的早迟，弄清其发展演变的渊源，需要做大量综合考察、多方比较和潜心分析的研究工作。不少《红楼梦》版本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花费了许多精力，弄清了大体情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欧阳健无视这些宏观存在的事实，为独创其程甲本是现存的最早版本这一怪论，他把几种本子的一些有异文的句子排成长长的表，企图通过其正误优劣的比较来增强其立论的可信性，这纯属是一种对《红楼梦》版本问题缺乏常识的简单化做法，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可言的。再说，这样写论文也太方便了，因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本》一书已经把现存的十余种本子的异文全都列出来了，你根据自己需要选些例句，抄成表还不容易？它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得看用这些例句想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所论述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欧阳先生讲的道理究竟怎么样。

甲戌本第一回写顽石下凡，比其他诸本（当然也包括程甲本）多出四百二十余字。研究者曾据脂批提到删去天香楼一节所减少的字数、页数，推算出甲戌中的底本每页的字数，谓诸本最初依据之本在过录时恰好漏抄了双面一页，这结论是可信的。因而在这一点上，甲戌本就很有价值。这一段文字写顽石求二仙携带下凡，二仙事先提出警告，劝他别去，顽石不听。从情理上说，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像诸本所写那样，二仙主动提出要带它去，岂不等于诱骗石头下凡，哪能是作者的本意？但欧阳健却认为这四百余字是“甲戌本的妄加”，对其评价是“简直粗俗不堪”。你说精彩，他说粗俗，你说很妙，他说不堪，这不大争论得清。还是看欧阳健提出的理由。他说了三点：

其一，“二仙师居然对红尘中荣华富贵称羡不已，而石头更是凡心大炽、欲到富贵场温柔乡享受几年的俗物，都与全书的基调相格。”说一僧一道称羡荣华富贵，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段文字根本没有那样写。其实石头思凡，又不是这四百余字中独有，小说接着就写僧答应带他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这不是在说僧人之言正中石头下怀吗？此回中还说“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不也是同一个意思吗？再有写宝玉神游太虚境而生“邪”思，“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如此等等，欧阳健居然都视而不见，硬说这样写就是“俗物”，就“与全书的基调相格”。我不知欧阳健心目中的小说主人公该是怎么样的圣洁人物。

其二，“前文既已交代此石经过锻炼，‘灵性已通’，但此段又说‘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前后矛盾。”我初读《贵州大学学报》时，疑惑排字工人排错了，或者欧阳健一时笔误，才出现“性灵却又如此质蠢”这样完全不通的话。后读《复旦学报》，欧阳健另文中又说：“说石头‘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已与上文‘灵性已通’矛盾”。这才完全排除了排错和笔误的可能。原来欧阳健读不懂《红楼梦》的字句，把一句并不难懂的话，读了破句，又解释错了。小说原文是：“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用现在通俗说法，即：“如果说你聪明灵巧，可是你的样子又长得这么粗大笨重。”是说他的外表还不能与其内质相称，所以才要变化其外形，欧阳健竟把上一句中的“性灵”二字硬割下来，安置在下一句头上当主语，曲解成“头脑（或心灵、智力）却又如此之愚蠢”，以便指责其“前后矛盾”。“性灵”者，即所谓“灵性已通”也，不是名词，不能解作智力、智商；“质蠢”者，形象粗大丑陋也，此“蠢”字，不作愚蠢、弱智解。我要像教学生那样逐字逐句地解说，确实感到丧气。连这样的句子都读不懂，居然敢讥笑别人“粗俗不堪”？我不知道究竟是曹雪芹“不堪”还是妄评者“不堪”。

其三，“程甲本写……僧道来到青埂峰下，‘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甚属可爱’，便托于掌上。在石头的外观和大小之间，加一连词‘且’，文从字顺，十分自然；而甲戌本中，石头是那僧大展幻术，‘登时’变成美玉的，这本是一刹那间完成的过程，根本不需经过‘变成’、‘缩成’两个阶段，‘且’字就完全不通了。”这又是误解句意而生出来的歪理。甲戌本写石头变美玉哪里有什么“两个阶段”，它只是说石头在那僧大展幻术下，质地和大小两个方面都变了：由粗糙的石头变为莹润的美玉，用“变成”；由大变小，用“缩成”，中间用“且”字连接，表示同时完成，一点也不错。比如我们说“歌且舞”，就是边唱边跳，而不是先歌后舞“两个阶段”。

如果真要挑“不通”的毛病，那倒是程甲本的改文。如前所述，由于被其他诸本作底本的最初过录本漏抄了一页四百余字，“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这句话，只剩下了后半“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与前面僧道来到青埂峰下的情节连接不上，遂添上“见着”二字，将它连了起来。己卯、庚辰等诸本便是如此。后来程甲本整理者重新披阅时，发现有问题：前面只说顽石，从未提到过“美玉”，怎么这里忽然说见到一块美玉呢？于是就把“美玉”二字改为“石头”，而却没有想到把形容美玉的四个字“鲜明莹洁”（以后形容通灵宝玉还几次用过相类的词）也改一改，把连接两个动词、表示同时发生的“且”字删去。这一来，闹了笑话：“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的大顽石，居然可称之为“一块鲜明莹洁的石头”！再说，石头又怎么能自己缩小呢？只好在前面“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之后，横生枝节，再添上“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八个字。但问题仍没有解决，只说石可变小，不说已变美玉，难道后来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是一块小石头？上句缺了动词“变成”（换作“见着”，主语就不是石头），只剩下一个动词“缩成”，前面仍保留作连词的“且”字，这样的语法，还能说是“文从字顺”吗？

如此理解，令人哭笑不得宝玉太虚幻境惊梦一节，甲戌本与诸本差异甚大，我曾有《〈红楼梦〉校读札记之一》一文论及其文字最近原著；欧阳健则以为是脂本擅改。他举出伴宝玉午睡之四婢中的一个名叫媚人的，以为此即擅改留下之破绽。因为此人“从此不再复出”。其实，八十回前光点到名字而不写的，并非只有媚人，作者构思中后来与史湘云结缡的卫若兰，也是早在送秦氏出殡时先出现一下名字而不再交代的。八十回后原稿已佚，焉知其人“从此不再复出”？欧阳健又说“媚人之名，当依袭人而来，只能是先有袭人，后有媚人，而不可能相反”。我不知他有何根据这样说。他反问：“此名出何僻典？”还说：“‘媚’的本义为取悦、巴结、逢迎，又通‘魅’字，总之不是一个好的字眼，贾府诗礼簪缨之族，绝无可能以之为丫鬟之名，容忍其去媚惑主子的。”我只能说，欧阳健又错了。“媚”字不是个坏字眼，其本义更非“巴结、逢迎”，那层意思是后来才引申出来的，不信你去翻翻词书。“媚人”之名也不出于“僻典”，而出于经典。《诗·大雅·卷阿》：“维君子命，媚于庶人。”朱熹注：“媚，顺爱也。”“媚于庶人，顺爱于民也。”又《诗·大雅·下武》：“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朱熹注：“媚，爱也。一人，谓武王。”“言天下之人皆爱戴武王以为天子……”后来“媚”字更多的是作美解。如武则天十四岁被太宗召为才人，因其美，赐号武媚。《聊斋·道士》描写石家姊妹“一细长，如弱柳；一身短，齿最稚；媚曼双绝。”何垠注：“媚，言神情之美；曼，谓声音之细也。”其实，也不必多引书，林黛玉不是就有“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的诗吗，难道忘了？取为丫鬟之名，我看雅致得很。

读欧阳大作总觉其歪理层出不穷。这回是绛珠仙子饥餐“密青果”、渴饮“灌愁海水”。他以为应以程甲本作“秘情果”、“灌愁水”才对，还赞之曰“文笔优美，寓言深湛”，甲戌本反而是“误抄”、“胡乱改错”。其实，“密青”谐音“秘情”便是“寓言”，犹“青埂”谐音“情根”，这是作者惯用的方法，若都以其寓意直接命名，反无“深湛”可言。否则，青埂峰何不就叫情根峰？群芳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何不就叫群芳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探春、英莲、冯渊何不就叫叹春、应怜、逢冤？可见“秘情果”倒是后改的。欧阳还说：“甲戌本……将‘灌愁水’误抄成‘灌愁每水’……己卯、庚辰二本自作聪明，又把‘密’改为‘蜜’，‘每’字添上三点水，成了‘海’字，这样一来，‘秘情果’成了蜜渍的青果，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旁，居然有了一大片‘灌愁海’，岂非大谬？”我欣赏欧阳先生的诙谐幽默，但不能欣赏他所用的手法。甲戌本上明明是“灌愁海水”，并无丝毫涂改添加的痕迹，怎么硬说它“误抄成‘灌愁每水’”，还说己、庚本“添上三点水，成了‘海’字”。这不又是凭空捏造吗？如果欧阳先生在哪里见到过这样的版本，请明示以广见识。欧阳嘲笑己、庚本改“密”为“蜜”，成了“蜜渍的青果”，他不觉得“灌愁水”之名也有点像加工饮料吗？本来寓愁深似海，故虚拟此海名，“终日游于离恨天外”的绛珠仙子渴饮海水，十分合乎情理，怎么又扯上“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旁”？是不是以为修成人形的绛珠仙子，就像一棵人参那样还是草木，仍长在原来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荒谬。警幻仙姑对贾宝玉自我介绍说：“吾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这一次，程甲本不敢再改为“灌愁水”了。可见其顾此失彼、前后不一，这才是真正的“胡乱改错”。

小说写荣国府荣禧堂古雅珍奇摆饰说：“一边是金彝，一边是玻璃。”程甲本因“”（wei，长尾猴）字太生奥，遂改成“錾金彝”；“”（小说中有时通作“海”，古代大酒器）字又看错，讹成“玻璃盒”。这本是最易鉴别文字早迟的地方。欧阳却硬要说程甲本是对的，倒是脂本“大谬不然”“蒙骗世人”。他承认周器有“虎彝”、“彝”，却又说“殷周的彝器，皆为青铜铸就，决无所谓‘金彝’者”。居然不知青铜也就叫做“金”。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成十二铜人，世称金人十二；殷周的钟、鼎、彝上的古文字，也叫金文，不叫铜文。可见脂本原名无懈可击。欧阳又说玻璃“是舶来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可知其时之玻璃器皿，大都比较小巧，岂有以玻璃制造盛酒大器之理？且‘’为中国古代酒器，后世已不多见，更非外国所能仿造……”这太缺乏常识了，又好像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人说出来的话。我先抄一条《辞源》释义如下：“玻璃，也作‘颇黎’（旧题汉东方朔《十洲记》）、‘玻璃’（《旧唐书·一九八·波斯传》）。古代所说的玻璃，大抵指天然水晶石一类，有各类颜色，非后世人工所造的玻璃。”且不管《红楼梦》中所说的“玻璃”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是古已有之的还是舶来的，反正写到它的不少：灯有玻璃灯，缸有玻璃缸，晴雯不是说宝玉“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也不知弄坏了多少”吗。还有贾蓉向凤姐借过玻璃炕屏。炕是中国才有的，玻璃炕屏总该是国货，未必是中外合资的仿制品吧？宝玉有写他“富贵闲人”生活的《夏夜即事》诗，有一联道：“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大观园的修造，未闻承包给外商，或采购舶来的建筑料，堤岸的玻璃栏杆，总也小不到哪里去吧？试想，在荣国府最庄重的正堂上，悬挂的是御题匾额、“待漏随朝墨龙大画”，还设有“三尺来高的青绿古铜鼎”，倘一边放着殷周器皿，另一边却放一只小小的玻璃盒与之相配，这不太滑稽了吗？欧阳先生的高论多属此类。

此外，如神瑛侍者的居处本是赤瑕宫，他偏要说“赤霞宫”是原文，是从什么道观“碧霞宫”脱胎而来；还据程甲本将本来要僧道携带、让人替它“夹带”下凡的石头改成它能“自来自去”、与神瑛侍者合二为一的情节，说“神瑛只是此宫建成以后很久才请来的一名侍者”，“宫的真正主人是警幻仙子”；甄宝玉挨打时，叫“姐姐妹妹”就不疼了（即以此代替止痛药），甲戌本说“遂得了秘方”反而不通，只有程甲本用“秘法”才通；说“护官符”私单上只应有几句不解释看不懂的谜语式的话，下面有“始祖官爵并房次”的注文是“后人妄加”的；秦钟临终被都判、小鬼暂放还阳一段通常以为是讽刺世情的绝妙文字，他却说“纯属无的放矢”、“完全不真实的”、“陈腐滥言”、“对《红楼梦》主旨的莫大歪曲”，等等等等，若都一一与之展开争论，拙文未免太长了，不如就此打住。我只想奉劝广大读者一句：欧阳健所说的“几乎一律是程甲本文字精当而脂本却相形见绌”的话，绝对不可信，最好不要让他的奇谈怪论把你的头脑搞得稀里糊涂。